《大戴礼记》原有八十五篇,但今仅存三十九篇。其余的四十六篇,即第一篇至第三十八篇、第四十三篇至第四十五篇、第六十一篇、第八十二篇至第八十五篇,至迟在唐代已亡佚。尽管如此,它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仍不可低估。其中多数篇章记述从战国到汉代儒家学派的言论,是研究中国早期儒学的基本资料。《大戴礼记》由戴德(公元前一世纪)而得名,戴德是后仓(公元前70年在世)的四位弟子之一、后仓在公元前一世纪创立了立于学官的《仪礼》传授学派(参见《礼记》)。可是,看上去《大戴礼记》与戴德的关系似乎只不过是为它找到了一个令人起敬的出处。和某些传统记载相矛盾的是,没有任何同时代的证据能够表明西汉的礼学家与它的编纂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大戴礼记》是《礼记》的一个更早的校订本。再者,《大戴礼记》也未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因此,二世纪以前它是否已单独成书这的确令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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